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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言队打炮戏是《结婚进行曲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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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2年夏天的一个晚上，老于（省话主持工作的副团长于江）在纳凉时问我：
"你福州方言的水平怎么样？"
"从小与福州老百姓生活在一起，方言俚语很熟悉。"我回答。
"明天你与林蒲生来办公室找我，要搞方言话剧。"
第二天，于江对我们说："团部决定成立福州方言队，第一出戏排陈白尘的《结婚进行曲》，你们把剧本翻译成福州方言，要生活化，注意喜剧风格"。老于分派的工作，从来不许讨价还价。我们二话没说，领了任务就开始认真研读剧本，并翻阅了有关抗战时期大后方时代背景的资料，听取了导演洪本仁对演出风格和人物性格的阐述。我们日夜加班花了一个星期就完成了剧本的方言翻译。
过去可能没有人做过这种"方言翻译"。我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将方言记录下来，并传达给演员。经过试验，最后采用汉字音译记录。如"不觉得"我就写成"卖肩角"。演员按音记在剧本上。方言队的演员主要是原福建艺术学院分配来的毕业生。他们虽然都是福州人，但从小在学校里长大，学习话剧表演后，教师严格规定不许说方言。因此，方言队说方言同样有个需要规范的问题。排练中我当任了方言正音、语气、语调以及逻辑重音、感情重音的"指导"。自己搞不清的地方再去请教评话、闽剧界的老师。《结婚进行曲》一剧的男女主角由徐应源、徐冰如担任。他们扮演剧中从恋爱到结婚的一对青年男女。戏排好了，他们之间也建立起了真挚的戏外爱情。我还在戏里扮演一位反派的胡经理。
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，戏排好了，团部决定在仓山剧场首演。为什么不在省话经常上演的人民剧场首演呢？老于没说。但我们相信老于肯定有他的意图。分析起来，可能是仓山区观众文化水平较高，有不少话剧观众，要借用这些观众对话剧的兴趣来推动方言话剧的实践，而且《结》剧的演出水平如何？上下心里都没有底。要是在城里大剧场院演砸了，对省话的名声影响太大。
公演前几个星期，大海报就挂出去了，醒目地写着"福州方言话剧"。福建日报刊登了四寸见方的广告。我们这些二十岁出头的青年演员的的名字作为主演全登在报上，心里很自豪。首场演出有八九成座，开幕后观众听到话剧团讲福州话很新奇，一句普通的台词都能引来笑声。年青演员形象漂亮，满台朝气蓬勃。戏演到第二幕，笑声一浪高过一浪。我这个"翻译官"心里的石头也开始放了下来。便把注意集中到我要上场的第三幕重头戏上去。
幕间休息时，只见老于很兴奋地说："搬把椅子，我要下去看戏。"我说，"您听不懂福州话，还能坐的住呀？""我去听观众的笑声。"老于得意之色溢于言表。
首场演出成功了。老于在全团大会上说："方言队第一炮打响了。为什么要成立方言队？为了与闽剧争夺观众。话剧有光荣的革命传统。但一开始就演太'红'的戏，福州观众可能不接受。我们要先演一些观众爱看的戏。所以，方言队接着要排《啼笑姻缘》，争取观众承认以后，再演革命性强的戏。方言队要充实力量，一队（老演员）中会讲福州方言的都调过去。"大洪（本仁）、陈玫、涂岚、厉瑞珍、孙西狱等老演员先后都调到了方言队。那天大会上，时任正团长的王光见也讲了话。我记得他说："革命文艺工作者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成立方言队是我们剧团群众观点的体现。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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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啼笑姻缘》令省话风光了一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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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结婚进行曲》一炮打响，《啼笑姻缘》接着紧锣密鼓地开排了。由黄家斌执导，陈玫演沈凤喜，何玉生演樊家树，杨国平演关寿峰，王琴如演关秀姑，洪本仁演刘将军，厉瑞珍演林雅珍，林明演副官，陈滨生演沈母，徐应源演鸦片鬼。可谓阵容整齐，兵强马壮。记得剧本是从上海通俗话剧团拿来的。还是由我翻译，林明也帮了忙。于江表扬了我剧本翻译很好，语气生动，有人物性格。他听不懂方言，这个评价肯定是听来的。他批了一百元给我当稿费。一百元等于我两个月的工资，拿到这笔不小的稿费，简直乐坏了，因为我在福建日报发一篇剧评，稿费才五元。我请大家大吃了一顿，第一次喝了茅台。
我更加认真翻译《啼笑姻缘》，碰到第一个问题是对男主角樊家树的称呼。剧情发生在军阀年代的北京，大学生樊家树被人称为樊大爷。福州话没有"大爷"这一说。我想不出更好的称呼，只有改称为"少爷"，但总觉得"少爷"无法把"大爷"的味道给传达出来。现在想来，有的地方可称他为"先生"，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合适称他"少爷"。当时我仅在他与沈凤喜相爱时，让沈尽量不称他"少爷"，而改称"你"。
《啼》剧首演在台江的文艺剧场。前七天的票都被抢购一空。本团演职员每人每天只能购一张一等票，座位好坏全凭手气去抽取。后来剧场的经理说，给剧团加一点二等票吧，这样每人可以买一张一等票（五角），一张二等票（三角）。演主演也只能购一样多的票。
为了演好《啼》剧，我们做了许多准备。导演让演樊家树的何玉生每天穿长衫上班，为了让他尽快找到那个年代人物的感觉。在剧组担任有名字角色的演员都对剧本和人物做了认真的分析。我们从院校学来的斯坦尼一套创作方法，派上了用场，剧组情绪很高。
我听说福州有位评话先生叫陈长枝，讲过《啼笑姻缘》这本书，便建议请他到团里讲书。陈长枝是位老艺人，风度儒雅，在评话界颇负盛名，他为能到话剧团讲书很激动，据说在家认真准备了好几天。那天剧组停止排戏，听评话。等评话先生来了，我才记起按老百姓规矩听评话前东家要放鞭炮，以示对评话先生的敬意。可是陈长枝先生已经来了，我们再去街上买鞭炮肯定是来不及了。林明急中生智，找来几条细竹板，用屏风景片把他与何忠泓（负责音响效果的）隐蔽起来。我把头伸进去，只见他们用竹板在桌上噼里啪拉敲打几下，很像鞭炮的声音。等到陈长枝先生敲锣钹准备开讲时，屏风后"鞭炮"声大作。林明、何忠泓躲在后面，把桌子拍的地动山摇，陈长枝先生吃了一惊，他没想到话剧团会与老百姓一样用鞭炮欢迎他，便欠了欠身说："不用客气，多谢，多谢！"我们咬着嘴唇没敢笑出来，徐冰如忍不住"噗！"一声笑出来，她捂着嘴巴跑到操场蹲在地上笑个痛快。从此话剧团开了用竹板拍出"鞭炮"声的先河，一直到社会上禁放鞭炮，阿卢开的"农家饭庄"将这一招做为他赚钱的法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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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普通话与方言两种"版本"演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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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啼》剧在文艺剧场演满了两个星期，剧场经理提出加演日场。这时老于下令停演撤回团里，另有任务。谁都不知他葫芦里卖什么药，原来他要我们排普通话的版本。一周后在人民剧场（福州最好的剧场）用普通话和方言轮换演出，以争取更多的观众。好不容易才说惯了方言，一下又要改回去说普通话，演员还真有些不习惯。
在人民剧场演出，一天用普通话演出，一天用方言演出。我们开玩笑说是安了语言变换开关。演出还是很轰动，许多人千方百计要搞到一张《啼》剧的戏票，往往是徒劳的。每晚剧场门口"客满"的霓虹灯都闪闪发光，剧组一派喜气洋洋。省话的方言队（对内称二队）从此十分出名。杨国平、何玉生、徐应源、林明、陈永森、林蒲生、林守武、徐冰如、王琴如、俞建霖等名声鹊起，成了观众喜爱的演员。果真有许多闽剧观众也来看方言话剧了。
我们还在省戏研所开了个座谈会，邀请社会各界来畅谈观后感。记得有位叫杨湘衍的老者，据说是社会名宿。他说，从辛亥革命时期福州就有志士仁人用方言话剧表现驱逐挞虏，光复中华的斗争故事。他说你们话剧团发扬革命精神再度演出方言话剧，为听不懂普通话的观众服务。80多岁的杨老先生代表观众鞠躬致谢，引起一阵掌声。
我们心中好生得意。我想老于更是开心得很哪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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惊 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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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算知道什么叫乐极生悲。正当方言队沉浸在成功欢乐之中，《福建日报》×月×日第四版，整版刊载我省著名文艺评议家魏世英同志的批评文章，严肃批评省话作为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剧团竟热衷演出"鸳鸯蝴蝶派"的代表作《啼笑姻缘》，大块文章深入地分析批评了《啼笑姻缘》对人民革命斗争起到的麻痹作用。他指出"鸳鸯蝴蝶派"作家张恨水即使在当年也不能算是个进步的作家，进而认为省话上演《啼笑姻缘》是一个政治错误。
此篇文章犹如一颗炸弹在我们头顶爆炸。省话剧团历来是省文化系统的排头兵，有人敢在党报上指名批评省话，此事肯定有深刻背景。很快就传出消息，是省委宣传部文艺处一位负责人下令批评的。省文化局也很紧张。
于江看完文章后，当即决定排《红色宣传员》。这出戏是表现朝鲜农村在社会主义改造中，耐心做人的思想工作的戏。主人翁李善喜一角还是由沈凤喜扮演者陈玫担任，导演是叶洪威。老于神情严峻要求我们日夜加班，下死命令半个月后，要在人民剧场上演。我们明白这是恢复话剧团名誉，冲淡《啼》剧在领导心中所产生的不好影响的重要动作。不几天，演出用的朝鲜族服装，一种用橡胶制成的鞋子，很快从延边自治区寄来了。老于召集方言队开会，说大家不要紧张，《啼笑姻缘》的事由他承担责任。他说，原来我们就是想先排二个通俗一些的戏，目的也是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。现在排《红色宣传员》政治意义重大，一定要排好，扩大影响。老于当时没有正面承认上演《啼》剧是政治错误。他只是迅速调转船头排"红"戏，接着他让一队排了《红岩》、《霓虹灯下哨兵》，这就是以后说的，应变排"三红"。
《红色宣传员》是用普通话演出。在人民剧场上演时，于江说："我找了福建日报与魏世英，说我们演《啼笑姻缘》你们批评我们，现在我们演革命的戏，你们也应该给我们宣传。"果然，画家黄迪杞来后台为剧中主要角色扮演者陈玫、杨国平、林蒲生、陈永森等速写。过几天魏世英一篇大文章评《红色宣传员》配上黄迪杞的人物插画在《福建日报》第四版刊出。文图并茂，标题醒目。文章对演出给予很高的评价。我们以为话剧团已经挽回了不好的影响，其实《啼》剧种下的祸根还要在"文化大革命"中爆发出来，老于为此吃尽了苦头，这是后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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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众以为剧团在"开会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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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红色宣传员》在人民剧场演出一周后，立即下乡演出，第一站是到甘蔗镇（当今闽侯县政府所在地）演出。甘蔗离福州仅24公里，当时十分落后，每天只有一班汽车通福州。镇上连一条水泥的街道都没有。镇里的大礼堂很大，可以容纳千余人，观众席的座椅全是农民家里扛来的条椅，看完戏各人再扛回去。因晚上电力不够，只能下午二点开演。舞台很小，大约只有一间教室大小。《红》剧的布景是按人民剧场舞台的规格而制作的，根本摆不下。只能勉强放一块小平台和一扇朝鲜门。剧中人可以脱了鞋子上平台，以展示朝鲜人的生活习俗。《红》剧组演员很多，开演后台上站满了男男女女群众演员，本来该坐着的，因太挤也只好站着，全穿着朝鲜人没有腰身的白色民族装。电压不稳，话筒出不了声音。女主角陈玫只好扯起嗓子竭尽全力说台词，观众还是听不见，就算听见了也听不懂。戏勉强演下去，观众吵得声音更大了，小孩哭，大人骂，实在演不下去了。只见大队支书大步走上台来，将吊在胸前的哨子含在口里拼命地吹了一通，观众总算安静下来了。这位支书很威严地咳了一声说："社员同志不要吵了，剧团正在开会，会开完就给大家演戏！"说罢背着手大摇大摆下台去了。陈玫楞了半天，快哭出来。天哪！这时第二幕戏都演快完了。
不管如何，话剧团将红色的革命戏剧送到农村，总是一件符合大方向和继承革命传统的事。
从此，话剧团方言队就不景气了。一队在上海演出《龙江颂》，获得殊荣。老于要求二队用方言来演，我很快翻译了剧本，叶洪威把戏拉出来了。林蒲生演党支书，涂岚演大队长。我演一个富裕中农。排练时间很短，一队《龙江颂》的演出水平很高，我们的演出较粗糙，远不及一队。只在闽侯（螺洲）演了一、二场就草草收兵了。
1965年，在省文化局局长陈虹的指示下，省文化局组织了一次规模很大的全省业余作者独幕话剧征文。各地业余作者写出了几十个反映各条战线的独幕话剧。话剧团组织我们几个人加工后，排了八九个小话剧组织了两台独幕话剧专场下到福清山区演出，我们推着独轮车，背着行李，在山区一个挨一个大队演过去，每场收40元钱。小话剧都用福州方言演出。大家非常辛苦，观众又不爱看。晚上演出靠气灯照明，开演前我都要将当地好人好事编成快板，由林明、林守武、高兴源、杨国平、蔡明森与我演出。唯一受好评的是群口方言相声《猪为六畜之首》，我们六人分别演猪、牛、羊、鸡、犬、狗，我演猪。在台上大出洋相宣传养猪的好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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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建方言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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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文革"以后，老于又回到省话任团长。他下力气重组方言队。重排了《啼笑姻缘》，沈凤喜、樊家树仍由陈玫与何玉生主演，王琴如、林守武演B角。徐应源演刘将军，徐冰如演关秀姑、齐忠坤演鸦片鬼。阵容也算整齐。观众颇受欢迎，但反应已不如前了。于团长认为要大力培养方言演员的新人，决定招生。
招生简章散发以后，社会上与学校中果然有一批青年人前来报考，挑来选去，招了一批。陈玫老师给他们上课。后来他们参加了演出，排几出方言话剧，其中一出叫《没法说》，徐应源领衔主演，陈榕楠、徐冰如、齐忠坤、陈和演主角。我任导演。这个反映工业战线的戏，喜剧效果浓烈，反映很好。还有一出是林明执导的方言话剧《过江龙》，反映抗日战争时期广东地下武工队的故事。何少龙主演，这是一出武打戏。演员练功很苦，真刀真枪，现代搏击技巧的运用，使武打场面逼真、惊险。但因剧本中人物写得较弱，演员阵容不整齐，没有充分发挥方言优势，没能引起轰动。
这时发生了方言队与一队争夺观众的矛盾。前台（担任宣传与组织观众的人）到工厂学校去组织观众时，工会负责人就问你们都是省话的，我们到底是看普通话的还是看方言的。方言队演员老的老，走的走，改行的改行，还有英年早逝的（杨国平、林守武），实力大不如前。在这样情况下，于江他老人家心不甘、情不愿地忍痛解散了二队。
我问："老于，今后有没有可能再建方言队？"他黑下脸骂道："扯淡！那是我管的了吗？哪壶不开你提哪壶。"拂袖而去。
在省话历史上曾经辉煌过的方言话剧，就这样结束了它的生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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